砂拉越星座诗社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全砂的文学团体。既然如此，创社半世纪来，如果只有着墨于她在南砂的影响和事迹，似乎有些欠缺， 兹在此抛砖，希望引出更多相关鸿文。
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，砂拉越有一波文学潮汐，始于南砂，波涛不断，延绵北上覆盖全砂。初中少年如我辈，在学校接受导读的华文文本，除了古文， 就是五四体的白话文了。记得在中二末期，依样画葫芦写了一首五四体文字，被刊在美里日报的 “新风“副刊，篇名忘了，好像关于“路”之类的。总之, 过后对这种文体深不以为然 。不久后， 应该是读中三时， 美里日报就有崭新的副刊 “艺林” 出现，所刊载文章与 “新风” 或更早期的 “新声”（张猶疋/知庸/季人 主导）大异其趣。就是在这副刊里，接触到当时在美里任教职 (1971 至1975) 的星座创社主席方秉达/蓝莹的诗及许多所谓 “现代派” 的文章，这也是与‘星座’ 结缘的開始。说到“艺林”，即 “竹原” 副刊的前身，其间有一段小插曲。 “艺林” 本是 “艺林文娱社” 属下经营的一个副刊，后来才改名为“竹原”， 主编一样还是 蓝冰（锺昇章）。他在刊内大力推荐和介绍砂拉越与西马的现代作品，包括本地的方秉达 (刘贵德)，张贵兴（羽裳/纪小如），蓝波等。年少无知的我与另一同学贝南森（晓秋）当时就认定追随“现代”这大潮前进，远离“现实, 还申请进入“艺林文娱社“，并分别获得分发3号及2号会员卡。惜此社在举办一次活动后，据说因技术与财务问题就熄火停工了。1975年初购得温任平编的“大马诗选“，也加强了我们前进的信念。当时我们还不时到在美里日报，向在该处办公的蓝冰交稿及索取错过的“竹原”副刊旧报。 因住在乡区，并不是该报长期订户，时常脱期。蓝冰常提起羽裳，说他写作勤快，交来一大叠文稿，小说，诗和评论都有，一时是刊不完的。但闻其名，见到张贵兴本尊，则是在数十年后，2018年他来古晋时。
贝姓同学有两个兄长，可说是年长一辈的文青。其二哥南图（南杜/晓笛/度人）与张猶疋（季人/知庸）, 李佳容及其兄长赣人（李国胜），蔡素玲（素素），陈奕堂（征帆），古惠兰 （皎影），蔡素娇(晓蓁)，文声(江敏儒)，愚忠（杨炳新）（见“温馨的日子”，1990）…等，有说是“三人七怪”。 他们也就是我读小学时期，出现在美里日报的 “新声“ 副刊基本作者群。高小时期曾订阅的”海豚“杂志也刊载不少这些成员，尤其是知庸的作品， 其中的散文可说是高小和初中时期的范文。南森的细哥南谋，读高中时也曾参加萧遥天主编的 “教与学月刊”作文比赛得奖，也算是文青。他六十年代末留台读药剂系，但是当时对文学兴趣显然未减，因为他曾带回来好几本”现代文学“及”纯文学“。这些旧杂志，在当时当地现代派资讯匮乏的年代，是不可多得的资粮。值得一提的是，90年代在美里成立的“笔会”，创会主席是退休中学华文老师谢名平，其主要成员也是当年“新声文组”那些基本作者群。
欲追随 “现代” 潮汐，资讯匮乏，其时在北砂如何进行泅泳？还好，那时在美里，每天可以买到几乎全砂所有报纸，除了当地的美里日报，还有古晋的前锋，中华，国际，砂拉越晚报，甚至早夭的天天早报。诗巫来的有诗华和马来西亚日报。全国性报刊如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，至少在隔日也可买到。有心人还是可以在其中的副刊吸收到一些‘现代‘的讯息。杂志方面，“学报” 是最畅销的了， 除了在书店有公开出售外，也有学长在校内推销，安排同学们长期订阅。“蕉风” 在书店不常见，水准较高而不安于“学报”的读者，多直接邮购订阅。当然， 方秉达在美里的“现代启蒙”工作必须留记一功。他除了积极参与筹组文娱社及在报纸副刊注入 ‘现代’ 元素，据徐元福与蔡宗祥所编的“美里省社会发展史料集”（1997）里记载美里1974年有出版一份名为 “艺林” 的综合性月刊，经其本人证实，也是由他主编。 虽然只出版两期，但足以证明，他是不遗余力亲自把现代文学介绍到北砂的第一人, 也是当年许多初入道者的本土偶像。
个人阅读 “明报月刊” 始于一个偶然的发现，就是有一期刊载余光中的 ’白玉苦瓜‘ 手稿版，看了一期后，发现里面不单刊载现代诗，现代诗论述，还有介绍当代最新思潮的许多大块文章。 常出现的作者有余英时 (刚于最近离世)，徐复观，唐君毅，刘绍銘，杜维明，金耀基…..也少不了总编辑胡菊人。此刊早期不时会遇到因政治因素禁售，而有脱期现象。后因工作奔波无瑕兼顾，断断续续阅读 ‘明月’，直到今天，还是可以通过它，接触到当代新思潮而常感惊喜。七十年代在美里还可购得超值的杂志如 “今日世界” 和 “光华” 杂志，印刷精美每册谨售马币一块半到两块。后来才发现，前者是美国新闻处资助，后者是由台湾当局出版。可喜的是，里面刊载不少现代体文章，连余光中的散文也曾出现在 “今日世界”。香港出版的 “当代文艺” 在美里也是可以购得，较特别的是它也刊载了不少印尼和菲律宾老牌作者文章，印象中它的风格倾向现实主义，所以当时不作必读刊物。
那个年代，美里公共图书馆也有不少 ‘现代’ 宝藏，除了有许多港台版刊物如“文星”，“九歌” 丛书等，还有英语文学书籍。 记得曾借过一本评论集， 内有艾略德（T.S. Eliot）的经典文章 “传统与个人才具”（1919）, 只可惜非文科生，当时阅读这些文学名著，往往吞囵吐枣。
现代主义文风的运行轨迹，在不同的汉语语系区域，有很大的时序差异。其英语系发源地美国早在1900年至二战前1940年间就盛行，台湾的文青在五十年至六十年代，才把这套理论引进中文世界，而星马和砂拉越有一班中文写作人紧随台湾，在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就推动现代主义文学创作。根据莫言2007年在香港的一个座谈会上说，大陆的作家迟至80年代才开始接触西方现代主义作品， 而“朦胧诗“，即大陆版的现代诗也是在80年代才开始在‘神州大地’流行。有人说，“北岛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言“，他的名句就是 “卑鄙是卑鄙的通行证“，但是星座诗社谢永就的传道授业解惑大德刘汉文眉批： ”思想是思想的敌人” 这样的文字，六十年代就被传授予学生。显然的，砂拉越文创工作者的 ‘文字现代化’ 工程， 起步还比大陆早十多二十年呢。 说到砂拉越的现代文学的先驱， 不能忽略了已故蔡洪钟老师，这位毕业于早期上海美专的老前辈，除了画艺作品，其诗学没有不受当时最前卫的‘新月派’欧美诗学影象的道理。正如张锦忠教授在《马华文学文化读本 （2022）》里所说：“我认为书写马华文学史的人提到一九五〇现代诗的前行者时，除了白垚与鲁白野之外，恐怕还得加上洪钟“。手头有一本由一位报界前辈转来的“海潮集”，于 1953年在香港出版，里面有以南洋为背景的诗篇多首，肯定不是歌颂工农兵那种调调.
林春美把“蕉风”冠予‘非左翼的马华文学’（2021），可能是为了标示其创刊初期的社会氛围，是在左翼文学的层层包围下破茧而出，‘引介文学新思潮‘，与砂拉越的“星座”， 情况不相上下。 看今日思潮走姿， 非左已并不等于右，那些中间偏左，中间偏右，不断模糊了二元的界线。自从约瑟。斯迪立（Joseph Stiglitz）宣判美国资本市场中落（Freefall, 2010）, 华尔街式的独裁市场与‘摸着石头过河’的市场经济， 除了向钱看，你已不确圈定何者左何者右。 2011年，梦扬身为星座主席，也作了一个意义的事， 就是不分流派，举办了一个砂拉越各省文学团体，共聚一堂活动，也许这就是本土文学，跨流派千里之行，勇于下足之创举。
李树枝在“由岛至岛”一书中，大量举证砂拉越现代文学早期的论述，非常 “台湾“，尤其是模仿余光中的说词。这是每个初学者必经的途径，正如初学书法，以柳公权字型作为范本。据报道，余光中七十年代第一次来马讲学时，有人向他问及马来西亚作家时， 他说当时的马来西亚作者还不能跟他谈 “风格”。多年以后，砂拉越文青的文学意识取向，显然与早期有异。我们不再迂徊于余光中式的乡愁，捕捉周梦蝶的孤寂蝴蝶，更不奔走于郑愁予的江南。我们的地理现实，不是 “大江东去”。 砂拉越河，鲁巴河，拉让江及峇南河，条条大江昂然西流。怪不得黄锦树（1996）批评一些早期新马作者 (甚至包括温瑞安等) 都是在书写 ”内在中国“，本土意识不足。另一方面，砂拉越的华文课程，不管独中还是国民型中学，一路来都是在大量传授五四期或类似的白话文。 中学时期有不少早期留台的老师，不知是囿于教育部课程纲要规定，还是缺乏敏感使然，从不向学生介绍现代主义文学作品。 ‘星空非常希腊’这类句子，肯定不符合当年中文的语法规范。甚至是到了今天，校方还是把五四时期的文章归类为“现代文学“ ，虽然在 ”现代主义“ 文学圈子里， ‘现代文学’，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，另有一个断代界定。在砂拉越这个多元文学生态环境下，各家学说在汉英巫语境内自由发展，也互相影响，各取其长， 成品有待从新定位。其实五四期文人如胡适，闻一多，徐志摩等 ”新月派“ 作家留美的年代，”现代主义” 已在美国盛行，而现代主义桂冠诗人艾略德1948年就夺得诺贝尔文学奖。这群五四作家推出的“新月”杂志，已出现中文版的”现代主义“文学 雏形。 诗巫中华文艺社也把他们的副刊冠以 ”新月“，或许就是要延续五四期 ”新月“ 的路线，发展本土产品。所以虽说是 “下五四的半旗”， 我们这一代人耳濡目染五四时期文学作品之余，潜移默化于本身的书写中，在所难免。
黄其亮在其 “冷战时期的婆罗洲文化局与中文海豚杂志（2019）”一书中指出，海豚是 “文化冷战” 的产物，战场就在砂拉越。而史书美提出的 “华夷风”语系（Sinophone），显然是发起 “新文化冷战”， 是汉语系里，两个想象文化帝国的角力。她的视角是有缺陷的， 因为她对 “中国性”（Chineseness）有偏见，把 ‘中国性‘ 标签为含有贬义的 ”大陆式“ 华语， 怪不得林建国建议要解构华夷风语系，使它可容纳世界各地，尤其是东南亚区域流行的在地式汉语， 而不仅仅以北美洲的视点，以台湾为归依来看待它。砂拉越作为一个非战区板块，我们更期望的是二造的良性竞争，促成大中华体汉语系。
事实证明， 诗社的前辈们，一头栽入当代最新思潮，不是追求意识形态的成就，而是要保持先行者姿态，设法让文学艺术不断昇华，并在其过程中寻找诗意。
星座进入知命之年， 是一个新的机遇。 如果根据艾略德的说法，文学潮流每二十年替换一次，那么五十年来的星座版的文学旅程，呈现了什么景观呢？或许在这个资讯颠覆性亢进的年代，已不能以二十年换一次潮流作为规范，而是把文学周期缩短至十年，甚至五年。 田芳旗在其硕士论文 “砂华文学评论主题分析” （2017，未出版）中提及的关键词，除了“现代主义”，尚有 后现代主义，书写婆罗洲和有机文学。除了现代主义，其他思潮概念在90年代，已有论者把它们介绍来砂拉越， 只是这些较新文学概念，总是不能很明确地成为本地一个阶段性的文学现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90年后出现的现代主义作品，已经大刺刺地走进人间烟火，体裁多样化，呈现各种社会风貌，包括政经文，脱离了早期 “为艺术而艺术“ 的象牙塔，这也可说是一个阶段性的轮替现象。尔后的文学惊涛暗流，还有新世代，新新世代，环保概念，魔幻现实，婆罗州雨林想象（如“猴杯“ 自序 —‘飞行的丛林‘，2019），后真相，疫情概念，后疫情概念，新常态，亲切的远程现象…不一而足。五十年来，我们也迎接了XYZ 三个世代的到来，各世代的文学代表作品，还是有待学者及务实的评论专人规划出来。
文学的潮流更替，一直与时间并进。 在地球村，更受到四面八方的思潮冲击和文字凿杂，作品内容形式没有一日停止演进。随着教育部在80年代引进大陆的规范华语课程，包括简体字，汉语拼音等，新一代的学生，接受了另一种语言规范训练，对砂拉越（马来西亚）华语创作群体而言，正是处于潮汐周期的兑转时期。王赓武老教授经常提醒，我们是各有国族认同（Nation-state identity）的海外华人，并非民国或共和国的离散民族（Diaspora）。我们应深思，如何表现在文创内容。已故大柔佛教授郑良树生前也身体力行提倡本土书写。所以对于到底要泅泳于巴南河还是峇南河，或者行走在巴哥路还是峇哥路？ 我们应有所自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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